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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两宋之前，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，对当时的社会、经济等方面的立法关注较少；也可以说，是将经济领域中的立法纳入到其它律法中去了，而对经济的立法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。

但在宋朝及之后，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经济立法得到强化，并将其视为独立的一部分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在漫长的两千年里，两宋时期的法律，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法律，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中，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、开拓性的作用。

两宋时期的经济立法专业化，向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历史讯息？经济法的专业化对于当今和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历史意义？

一、两宋经济立法的特点

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，从赵匡胤开始，历代皇帝都从藩镇割据中受到启发，所以推行了“以文制武”的策略。

为了让这一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，维持自己的封建统治，统治者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，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，各部门的官员都会互相制约，以此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

因此，各级官员的人数相对于前几代都有了很大的增长，并且逐渐出现了冗员的现象。

而在北边，还要面对西夏，辽，金，蒙，元等几个国家的入侵，使得北边的军事需求越来越大，再加上宋朝的养兵政策，光是开封就有二十万大军，每天的军费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
两宋虽然经济繁荣，但也因为消耗过大而财政紧张。

另外在两宋时期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，社会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出现了一片兴旺的商业景象。

面对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当权者一改过去“重本抑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的经济方针，对工商业采取了默认和扶持的态度，以从中获得利润。

因此，宋朝的经济法律与宋朝之前的法律比较，表现出一些有别于前代的特征。

两宋时期的经济立法具有如下几点：

（一）具体化和详细化

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编撰架构，是以“众法合一，民刑合一”为基本架构。而在宋朝，两宋的经济法律则逐渐趋向具体和细化。

相对于前几个朝代，宋朝更注重经济立法，把人们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经济关系，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，其范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现举《宋史》中关于赋税的条文作为例子：

“宋制岁赋，其类有五：日公田之赋，凡田之在官，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。日民田之赋，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。日城郭之赋，宅税、地税之类是也。日丁口之赋，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。日杂变之赋，牛革、蚕盐之类，随其所出，变而输之是也。岁赋之物，其类有四：日谷，日帛，日金、铁，日物产是也。谷之品七：一日粟……帛之品十……两税折科物，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，禁之。”

这些例子在《宋史》中有大量的记载。单从赋税条文中，我们便可窥见宋朝经济立法有多么详尽与细致。

（二）复杂性和多样性

两宋时代，法律名称繁多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构成了一个十分完善的“法网”。特别是在南宋，这种现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
根据初步的统计，宋代三百余年来，大约有二百四十余件各类律例。

据宋史记载《户绝条贯》、《遗嘱财产条法》、《户绝田敕》、《户婚敕》等都是宋朝民间经济法中一部分。

另外宋朝的律例还规定，如果地方不能解决，必须向中央政府报告，统治者会根据特定的案例特殊情况，下达诏书来作为律例的补充，而这种诏书一类的东西，在宋朝就有了法律效益。

从这些事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两宋经济法的繁杂。

通过这种立法，用法律的方式明确了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，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能够有法可依、有据可循，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管理和控制。

（三）立法过程中的民生体现

“民生”是宋朝政府在制定法律时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。

孙中山曾给“民生”下过定义，即“人民的生活，社会的生存，国民的生计，群众的生命”。可以说这个定义基本上概括了“民生”的所有含义。

“民生”并不是统治者对人民生活问题的关心，也不是他们在制定法律和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与起点，而是他们用来加强封建独裁统治的一个说辞而已。

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始终是要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秩序，但在当时对广大人民大众而言，这却是有进步意义的，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对劳动人民的控制，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。

例如在北宋的几次政治改革中，都提到要抑制土地兼并，并在立法中对兼并土地的方式和数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。具体体现在《景德农田编敕》、《元丰司农敕令格式》等方面。

除此之外，在北宋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立法中，还规定了佃农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得到土地的所有权，从而建立了租佃制度，让佃农获得到了一定的人身自由。

对商人来说，他们将不会再被社会所歧视，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能享有许多政治权力，甚至还有机会参加国家的决策。

这种人格化的法令，使底层劳动者，尤其是商人，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两宋的经济发展才能在历史上达到顶峰。

二、立法专门化带给我们的启示

（一）重农抑商政策在宋代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松动

宋朝之前的历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“重农抑商”的方针，宋朝的统治者也是如此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

“九年八月，臣僚言江西连年荒旱，不能预兴水利为之备。于是乃降诏日：‘农为生之本也，泉流灌溉，所以毓五谷也。今诸道名山，川原甚众，民未知其利。然则通……朕将即勤惰而寓赏罚焉’。”

宋朝的统治者虽然一直强调“以农为本，以商为末”，但同时也提出了“农商皆本”的概念，对商人的发展给予了默认和支持的态度。

（二）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宋代有了很大的提高

从中国的法律体系来看，自从商鞅变法以来，商人和他们的后代都被禁止进入官场，并且被划分为“士农工商”四个等级，商人是最低级的阶层，在整个社会中都是被人唾弃的。

直到宋朝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，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他们不再是卑微的“杂类”，经商也不再是令人不齿的“贱业”。

宋仁宗景禧元年，商人被编为“坊廓户”，成为拥有国家户口的“民”。

两宋律令还给了商人许多权力，例如对国事的决策，子孙后代可以踏上仕途，个人财产受到律法保护等。

据《宋史》所载：

“宋神宗熙宁四年七月，刘挚上奏王安石‘其议财也，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，皆召而登政事堂’。”

此言本意虽为抨击王安石，但“商贾市井屠贩之人，皆召而登政事堂”却显示出宋朝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确有了显著提升。

就连朝堂上的一些官员，也开始为这些商人说话，试图扭转“重农抑商”的局面。范仲淹的《四民诗》就说到“吾商则何罪，君子耻为邻”。

再例如陈耆卿在南宋时期就否定了“农本工商末”的观点，他说：

“古有四民，日士、日农、日工、日商，士勤于学业，则可以取爵禄；农勤于田亩，则可以聚稼符穑；工勤于技巧，则可以易衣食；商勤于贸易，则可以积财货。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。”

三、对两宋社会及其后世的影响

（一）对两宋国家财政的影响

两宋时期，通过专门的经济法律，把所有可以牵涉到的领域，统统纳入到国家巨大的财政系统中。

它为国家税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，也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，维持着统治秩序。《宋会要辑稿》中就有“财赋之源，煮海之利实居其半”的记载。

单是盐业的收入所得，便有如此之多的商业利益，更不用说别的了。

（二）对两宋时期社会统治秩序的影响

律法虽然严厉，但佃农的负担却丝毫不减，《宋史》上说：

旧诸州收税毕，符属县追吏会钞，县吏厚敛吏胥以赂州县之吏，吏胥复率于民，民甚苦之。

有“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，以诱所委之吏，增加浩大，三路之民，大被其害。而唐州亦增民赋，人情骚然”。

还有“斗为钱五十六，比元丰既当正税之数，而反复纽折，数倍于昔。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，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，言者极论其害”。

这种情况在《宋史》中多有出现，可见当时农民的经济负担是何等沉重。

宋朝中晚期，宋江、方腊等人等几次领导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，究其原因，还是与统治者对农民的压榨有关。

另外，农民暴动的发生与宋朝法律的严苛也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深刻吸取的教训。

（三）对后世国家法制建设的启示

自宋朝以来，各国的经济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参考宋朝的法律模式。这一规定为后来的法律制定奠定了基础。

宋朝之后，各朝代的统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宋朝的经济法律，并作出了某些制度上的改变。但它们的共同点，就是都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的法律规范。

为了强化对贫民的经济剥削，还采取了专门的、详细的经济法律，以增加国家的税收。

[参考文献]

[1]欧阳文东.宋代经济立法中的“民生”思想[J].沈阳大学学报,2008(05)

[2]朱勇.论宋代法制文明及其历史贡献[J].河北法学,2008(03)

[3]李伯重.“选精”、“集粹”与“宋代江南农业革命”——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[J].中国社会科学,2000(01)

[4](元)脱脱等撰.宋史[M].中华书局.1977

[5](清)徐松辑.宋会要辑稿[M].中华书局.1957